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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概念界定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即，司法能动属于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或者法院适用法律的自由度的界定问题。

5．法律职业群体享有良好的职业声誉。（5）司法要积极回应社会需求。

法官们在坚持自己的判断，而非实施自己的意志。这是一种非常宽泛的界定。中国的司法道路，在法官主体的塑造上应当迈向职业化，在法律方法上应当强调司法克制，在司法姿态上应当强调能动，在作风上应当强调亲民—法律职业化和司法克制是由法治的发展规律决定的，而司法能动和亲民则是由司法的社会现实需求决定的。当然，可能法学学者对于司法的法律效果考虑更多，而对于其社会效果的考量则较少，官方则持相反立场。即在法律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主张法律的实质正义而非形式正义，司法能动呈现出明显的实质法治的法理取向，注重的是实质法律推理。

但是，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美国司法成功经验并不具有普适性，美国经验的成功并不能够成为中国司法走能动司法道路的正当理由和论证依据。我们强调严格依法办事，铁面无私，维护法律尊严，但不能与群众冷眼相对，不要搞神秘化，应当用群众便于接受的方式，用群众语言去回答和处理问题，让群众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听得亲切。权力和它的组织载体国家走向消亡的过程，理论和逻辑上也应该是这样离去。

当税率从0%开始上升时，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会给政府带来一份递增的边际税收收入，使税收收入增加。[12]后来又有学者查明，19世纪法国学者J.裘布依明确说过：如果税收从零逐渐增加到令人望而却步的程度，其收益最初为零，然后逐步增加，直到达到最大值，此后逐渐下降，直到再次变为零。所以，权力率/权利率（P/R）在0%到100%区间内有着理论上无限多样的组合方式（后文在分别讨论权力和权利主导型法权曲线时再进一步展开）,尽管值得考虑的、有法律实践意义的组合方式比较有限，其中包括本文会讨论到的若干个。这类法律效应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进程在两个侧面的不同表现，其本身并非特定性质的社会所独有。

美国尚只有2020财年的数据，这年它广义政府经济事务支出14341.43亿美元，占预算支出总额的14.36%。那时，抽签选定公共机构官员的做法几乎给了每个雅典公民一个议会成员席位。

只有承认、接纳法权，才谈得上权力率、权利率和它们与法权的关系。（一）任何一般理论都要解决好相关实体归根结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法的一般理论中法的权力、权利、法权乃至国家、法（法律）的最早起源和最终归属，都可以通过考察权力率/权利率为0（或0%）和1（或100%）两种极端情况及其变化来阐明。1774年E·伯克在英国议会发言反对对北美殖民者过度征税时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认为这条曲线应该称为裘布依曲线或伯克曲线。1978年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秘密立下生死状推动以大包干为标识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其中，国民收入净值是按财政年度计算的归属已定之新增财产，税收立法和实施基本上是对它做分配，而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基本内容则是消费政府通过税收分配到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实际情况应该是，强度是影响法权曲线形态的十分重要的参数。要准确理解平衡型法权曲线，读者须了解实践法学基于全面、深入、准确的追求对权力、权利、法权三个名词的范围和内容做出的认定：1.权力者何也？权力是以下多样性的统一：（1）它是法权中广义政府部门获得和行使的部分。[①] 参见李扬、张晓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37] [德]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⑧]这里需说明，或许是为了视觉平衡，中外经济学界绝大多数学者宁愿用X轴表示税率，用Y轴表示税收收入，从而把拉弗曲线画成一个开口向下、倒扣在X轴上的U。

马克思、恩格斯曾描述过资产主义社会最初不到一百年的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具体地说，每个财政年度会直接形成现实权力的国产流量，是该财政年度全部公共预算支出中由广义政府最终消费的部分，即全部公共预算支出减去通过社会福利、转移支付返还给居民或个人的部分后的余数。

图中与税率50%对应的纵轴位置（0.25）是顶点，它表明税收收入在这个税率上实现了最大化。横轴X在拉弗曲线中代表税基（笔者将其理解为以课税对象价值计量的一个总额），在法权曲线中代表既有的、权力率/权利率已确定但未来得及发生法律效应时的全部法权。但是，从更实质的意义上说，它们有让人们很容易触类旁通的共同点。而中国早期国家的权力是同青铜器相联系的，当然也受到它数量很少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23]显然权力率都非常有限。因为，从逻辑上看，法的权力和法的权利都是与对立面共存的，它们互相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其中一方，也就没有了另一方，这就像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前就没了后。在做如此约定后，其中一些关键的数值及其含义如下：（1）F(P/R0%)=P/R0%*(1-P/R0%)=0，法权以0%为起点开始爬升，从F(P/R1%)=P/R1%*(1-P/R1%)=0.0099、F(P/R2%)=P/R2%*(1-P/R2%)=0.0196向F(P/R3%)=P/R3%*(1-P/R3%)=0.0291爬升，如此一直做边际递增，直到法权量十分接近和到达顶点，其数值表现为F(P/R48%)=P/R48%*(1-P/R48%)=0.2496，F(P/R49%)=P/R49%*(1-P/R49%)=0.2499和F(P/R50%)=P/R50%*(1-P/R50%)=0.25。

因此，刚刚推行某种权力率/权利率时的法权曲线与中长期保持同样比率、发生了法律效应后形成的法权曲线肯定有显著不同。运用实践法学的立体概念表述侵害或保护权力、权利的行为可避免这类弊端，因为，立体概念把它们视为三层次内容的统一，认定侵害或保护权力、权利的事实，同时也就是认定了侵害或保护公共的或个人利益、侵害或保护了公共的或个人的财产。

实践法学讨论法权、权力、权利分配，含义与此完全相同，即同时把相关行为视为对各种权、利益、财产的分配或分配方案的落实。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得自政府福利的收入，都是再分配之所得，确实只直接支撑私权利。

从不存在权力到出现权力、增加权力率之所以能够产生增加权利体量和法权体量的法律效应，首要的原因是权力和它足够的体量带来了秩序，让社会避免了无谓的斗争和自我毁灭。有了法权概念，法学才谈得上借鉴拉弗曲线并将其改造为法权曲线，借以揭示权力率、权利率与法权值的关系。

影响曲线图形的参数具有多样性，但基本型法权曲线只考虑权力率/权利率和对应的法权体量，而且它们归根结底是可借助相应财产量加以权衡和计量的。中国相关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在二元划分框架下，2019年中国675.5万亿元的社会净财富总量中，广义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占比为76%。其实，历史地看，法律世界最初是事实上的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增长推动了法的出现和法的权力、权利、法权的生成、增长。权力率增减在全社会的规模上发生作用和形成稳定的后果需要长短不等的时间，通常表现为一个过程，少则一年半载，有时数年或更长。

由这些基本情况决定，除上述两种形式差异外，在实际内容方面的情形是：权利率和权力率各占50%的平衡型法权曲线相同。权力率超低法权曲线A对应着这样一些国家或政治实体，在那里，只需要极少的公共强制力就能维持既定法律秩序和社会正常发展，居民行为自治或自律程度甚高。

其实，马克思在这方面也说得很清楚，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从法律角度看，都是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创造的，劳动力自由地买和卖只是其法律表现。由此，权力主导的平衡型法权曲线的有代表性数据可展示如下，其中每组数据第一项是X轴表示的权力率，第二项是Y轴表示的法权值：1%-0.0099;10%-0.09;20%-0.16;30%-0.21;40%-0.24;50%（Tmax）-0.25;70%-0.21;90%-0.09;99%-0.0099;100%-0。

直接看，拉弗曲线是一种税率与税收收入关系的假说，间接看，它也是以税基乃至国民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假说。如果我们考虑到法权绝对平衡只能在理论逻辑上存在，在法律实践中最好情况下也只能是权力对权利略微居优势或权利对权力略微居优势的法权结构，因而应该把一端对另一端稍微占优势的两种状况都理解为法权平衡。

作为实践法学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法权在本文中展示了不可替代的法学构建功能。同理，把全球法权总存量、各国法权总存量或成年人人均法权存量在二元划分框架下按广义居民（或家庭、住户、个人）部门和广义政府部门分开，自然就形成了权利存量与权力存量两部分，因而也就有了按国别区分的法权、权力、权利指标和三者关系，以及权力率、权利率与法权量的关系。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权利率与权力率之和是1，它们消长是同步的，因此，权力率增长若干百分点对法权值增长的贡献，同时就是权利率减少若干点对法权增长的贡献，反之亦然。

但是，当权力率接近横轴50%点位时，增加1个百分点对法权的边际贡献开始趋向于0。这一曲线反映了具有下面这些特点的法权分配格局：权力率很高，它表明，只有将权力率提升到这个高度，法权总量才有可能达到其最大值。

（2）Tmax肯定不是短期的最优税率，它可以是但并不一定是中长期最优税率，因为，设定税率应该多目标兼顾，高税收收入只能是税收追求的多种目标之一，更高的目标应该是个人和广义政府部门财产或财富总量的最大化。[23] 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4-96、475-483页。

权力和它的载体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第二个条件是承认国产→权力个产→权利和归属已定全部财产→法权三方面转化关系并对相关基本事实有必要认识，这是相对于前者更为重要的前提条件。